­　　近些年来，中国中国城市史研究日益兴旺，城市但研究对象的史研分布不太均衡。以历史上的新收都城为例，与唐代长安、中国北宋东京、城市南宋临安相比，史研对于明朝首都北京的新收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甚至连一些基本问题也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中国在过去的城市十多年时间里，高寿仙教授一直致力于明代北京研究，史研最近出版的新收《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中国就是城市他长期研究的结晶。读过本书，史研觉得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　　发掘使用了大量新资料。北京虽然是明朝的首都，但相关文献记载详于国家大事和典章制度，而关于北京地方历史的记载比较零散，官修的万历《顺天府志》内容也很简略。为了弄清相关问题，作者广泛阅读了实录、政书、奏疏、文集、笔记、方志等各类文献，搜集到大量新资料，为进行专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关于明代中叶北京的人口规模，过去只能笼统估计，作者发现了一项成化十六年（1480年）的北京五城门统计数据，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地估计当时的人口规模。

­　　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本书论述的许多问题，比如街道沟渠管理、沙尘天气、时段制度、揽纳活动、房号税、西山煤炭开采与地方势力等等，都是前人未曾涉及或有所涉及但不够深入的。作者汇集多方面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填补了不少空白。作者甚至从很不起眼的微小事件中，也能发掘出其重要意义，如书中通过对嘉靖年间一件普通刑事案件的分析，揭示了因帝系转移导致的北京在地势力的变化情况，令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　　充分尊重前人研究成果。本书各个专题，都很注意全面收集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各种观点和见解把握得很充分，有价值者予以吸收，有讹误者予以纠正，显示了广博的学识和良好的学风。比如关于明代北京城市人口数量问题，中外学者做过不少估计，但各家的估计数相差悬殊，低者少至30万人，高者多至120万人，相差竟达4倍。本书从各种文献中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对各家估计数进行了细致分析和考辨，然后提出自己的估计数，结论相对比较可靠。

­　　提出不少新的见解。本书对原始资料和学人研究都进行了系统梳理，从而有不少新的发现和见解。比如“计赃时估”，以前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洪武或永乐年间制定的，并依其为据讨论这一时期的物价。本书依据十分可靠的原始资料，证明“计赃时估”是弘治初年制定的，并细致考察了“计赃时估”的性质，为了解明代中叶北京的物价水平寻找到一个途径。再如关于嘉靖以前通惠河屡修未通的原因，自明代以来就流行“奸豪阻挠”说，这种看法成为一种“权威表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本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重新考察，认为导致屡修未通的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好水源问题，而造成水源不足的重要因素，是为了保护皇陵的风水，无法恢复通惠河上游以扩大水量。

­　　总之，本书依据详尽的史料，对明代北京社会经济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做了扎实的考证和深入的解剖，是一部很有价值、很有创见的学术著作。